據浙江日報 “社會治理”是近幾年兩會的“高頻熱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到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我認為，新時代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要注重共治思維。
政府工作報告中有一段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各類社會力量多元共治的描述，令人動容：廣大醫務人員英勇奮戰，人民解放軍指戰員勇挑重擔，科技工作者協同攻關，社區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層干部、新聞工作者、志愿者堅守崗位，快遞、環衛、抗疫物資生產運輸人員不辭勞苦，億萬普通勞動者默默奉獻……這充分說明，在社會面臨各種風險與挑戰時，單靠一種力量往往難以應對。基層社會治理不是政府的“獨角戲”，應加快從政府包攬向政府負責、社會共同治理轉變。
近年來，寧波涌現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做法。如象山“村民說事”制度，通過“說、議、辦、評”，打破村民與村干部的溝通隔閡，凝聚起鄉村發展的合力，促進了鄉村和諧穩定；再如海曙等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為失獨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心理慰藉等精準服務。
在調研過程中，我發現這些好的基層治理方法還有待從“盆景”變為“風景”。尤其在城市社區，“陌生人現象”導致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積極性不高，自發形成的志愿隊伍較為松散、不夠規范、缺乏凝聚力。我建議，政府部門進一步加快社會組織孵化服務平臺建設、增加專業社區社會組織覆蓋面，社區可通過智慧平臺等創新基層協商形式，讓居民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積極參與治理。只有各類社會力量形成強大合力，才能更好地畫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最大同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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